第五天，包裹没有来。
晏瓷从清晨等到正午，从正午等到黄昏，从黄昏等到夜深。她坐在值房里，窗户开着，桂花树的香气一阵一阵地飘进来，甜甜的，糯糯的，像一块刚出炉的桂花糕在舌尖上慢慢化开的感觉。但今天她觉得那香气有些发腻，腻得她想把窗户关上，但她没有关。她怕关上了就听不见敲门声。
没有敲门声。
一整天都没有。
幽冥司的大门在酉时准时关闭，守门的兵卒换了班，新来的兵卒不知道今天有一个姓晏的大人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包裹。他们在门房里点了一盏油灯，灯芯烧得噼啪作响，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晏瓷站在值房的窗前，看着天色一点一点地暗下去。桂花树的轮廓从清晰变得模糊，从模糊变得只剩下一个黑漆漆的、像是用墨泼出来的影子。她没有点灯，就那么站在黑暗里。
时间来到了第五天，但一切都和之前一样平静如水——既没有期待中的包裹出现，也不见熟悉的纸条身影；不仅没看到送包裹来的那个可爱孩子，更听不到关于这件事的丝毫消息。仿佛这一切都只是一场幻觉，而现在，这场梦终于醒了过来……
晏瓷默默地坐在窗前，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窗外的阳光依旧灿烂明媚，可此刻却无法温暖她那颗早已冰冷的心。她缓缓伸出手，给自己泡了一壶热茶。然而，当茶香袅袅升起时，晏瓷并没有立刻品尝，而是任由茶水渐渐冷却。
许久之后，晏瓷才轻轻抿了一小口。那股冰凉顺着喉咙滑下，带来一阵刺骨的寒意。同时，一股苦涩的味道迅速占据了整个口腔，让她不禁皱起眉头。这种滋味如此陌生，又似曾相识，好像是一种被深埋心底多年的记忆，如今突然被唤醒，重新涌上心头。
整整五天过去了！这个数字如同重锤一般敲打着晏瓷的心房，提醒着她等待的漫长与煎熬。而那个人，竟然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打破了原有的规律：既没有提前送达包裹，也不曾延迟交付纸条，甚至干脆完全中断了联系。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犹如一首动听的歌曲在演唱中途戛然而止，只剩下最后一个孤零零的音符，悬浮在半空之中，不上不下，不散不灭。它就那样静静地悬挂着，如同一根无形的线，紧紧揪住晏瓷的耳朵，牵扯住她的心脏，缠绕在她每次呼吸之间，挥之不去。
晏瓷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许那个人寄够了，也许那个人在等什么，也许那个人只是想让晏瓷在第五天坐在值房里等，等一整天，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包裹，等一个永远不会响起的敲门声，等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送包裹的孩子。然后在等待中体会那种每一秒都被拉长、被放大、被塞满了焦虑和恐惧的滋味。
那滋味晏瓷尝到了。不好受。但她没有动，没有离开值房，没有去做别的事，没有用另一份卷宗、另一个判决来分散注意力。她就那么坐着，从清晨坐到夜深，什么也不做，只是等。
三更天的时候，晏瓷听见了脚步声。不是从大门外传来的，而是从幽冥司里面传来的——急促的、慌乱的、像是在被什么东西追赶着跑的脚步声。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最后停在了她的值房门口。有人在敲门，不是那种不轻不重、不急不缓的三下，而是连续的、密集的、像雨点一样砸在门板上的敲。
晏瓷拉开门。
门外站着一名神色慌张、满脸通红且气喘吁吁的年轻狱卒，只见其额头布满豆大般汗珠，胸口处的衣襟也已湿透大半。此刻的他仿佛刚经历过一场惊心动魄之事，正像一条离开水后搁浅于岸的鱼儿一般，嘴巴微张并不断喘息着，而那原本就因紧张而颤抖不已的手指更是直直指向门外，但却始终未能完整说出一句连贯话语。
晏瓷见状并未急于催促，而是先将桌上的一盏油灯轻轻挪移至面前，并使其光线恰好照向年轻狱卒那张略显苍白的面庞之上。随后才开口缓声道：莫要着急，有何事但讲无妨，只需一字一句慢慢说来便可。
闻言，年轻狱卒稍稍平复些许情绪，先是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紧接着又感觉到自己的喉咙似乎有些发干发紧，于是便下意识地用力吞咽几下口水以缓解不适之感。待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之后，他方才勉强鼓足勇气，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道：大...大人...老...老赵...老赵不...不见啦!
老赵。赵伯安，六十三岁，在幽冥司当了一辈子狱卒。他负责看管的区域是死囚牢房，第四卷孟鹤堂被关押期间，就是他值夜班。晏瓷每次去大牢提审，都能看见他坐在牢门外的椅子上，手里捧着一壶凉茶，眼睛半睁半闭，像在打盹，又像在听牢里那些死囚的呼吸声。他的耳朵很好使，能从一个人的呼吸声中听出他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平静还是恐惧，是已经认命了还是在想着怎么越狱。晏瓷曾经问过他:“你是怎么听出来的？”他笑了笑，露出两排黄得发黑的牙齿，说:“听多了就知道了。”三个月前，孟鹤堂在狱中自尽的那一夜，值夜班的就是赵伯安。
小主，
晏瓷猛地抬起头。
老赵是在孟鹤堂死的那一夜值夜班的狱卒。他看见了一切——孟鹤堂什么时候醒着，什么时候睡了，什么时候拆了衣带，什么时候爬上横梁，什么时候踢开了脚下的凳子。他听见了衣带勒进脖颈的声音——那不是“声音”，是“震动”；衣带勒进皮肉不会发出声响，但那种震动会通过空气传到他的耳朵里，会让他从打盹中忽然惊醒。但他醒得太晚了。孟鹤堂已经把凳子踢开了，身体悬在半空中，衣带深深地嵌进脖子里，脸从红变紫，从紫变黑。
赵伯安没有通报，没有喊人，没有做任何事。他就那么坐在椅子上，看着孟鹤堂的身体在横梁下慢慢地、像一只被挂在屋檐下的风干鸭子一样地旋转。等晏瓷赶到的时候，孟鹤堂已经死了——确切地说，是赵伯安看着孟鹤堂死的，看着他断气，看着他最后一缕呼吸从鼻孔里飘出来消散在牢房潮湿的空气中。
晏瓷没有责怪赵伯安。不是因为她不责怪，而是因为她没有立场责怪。是她判了孟鹤堂斩立决，是她把孟鹤堂关进了那间牢房，是她给了孟鹤堂一根衣带。赵伯安只是一个看门的老人，拿着一份微薄的俸禄，连药钱都不够的俸禄。他有什么权力阻止一个一心求死的人？他有什么义务为一个素不相识的死囚搭上自己的命？“他请了三天假”，赵伯安的妻子站在门口，头发散着，眼睛红肿，像是哭了很久，又像是好几天没有睡过觉，“说是要回老家看看。他老家在河北，父母早就不在了，也没有什么亲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回去，问他也不说。只是翻箱倒柜找了一件干净衣裳，把他那双新鞋拿出来换上——那双鞋他平时舍不得穿，说留着过年穿。”
晏瓷站在赵伯安家门口，听着他妻子用沙哑的声音描述丈夫离开那天的情形。天还没亮他就起了，穿好了衣裳，把那双新鞋从柜子最底层翻出来穿在脚上，在屋里走了两圈。他妻子问他去哪里，他说:“回老家。”又问什么时候回来，他没有回答，只是把桌上那壶凉茶喝了，然后推门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
“他走之前有没有收到什么东西？”晏瓷问。
赵伯安妻子愣了一下，转身回到屋里，过了一会儿拿出一封信。“这个，前天到的。他不识字，让我念给他听。我不肯——谁给他写信？我们在长安城无亲无故，谁会给他写信？他不耐烦了，说‘你念就是了，那么多废话’。我拆开念了。”